波兰斯基新片《我控诉》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引发不少争议，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的强硬回应更是将这一争议推上了高点。在《我控诉》给媒体的电影手册上，波兰斯基对谈法国作家帕斯卡尔·布鲁克纳，采访中谈到了为何拍摄《我控诉》，以及对自身处境和当下社会风气的看法。
不过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，帕斯卡尔·布鲁克纳和波兰斯基之前有过合作，他的小说《苦月亮》曾被波兰斯基改编成电影。另外，一仆二主演员表 包括deadline在内的美国媒体也都指出，布鲁克纳的提问方式带有很强的指向性，比如他把“me too”运动说成是“新女性主义麦卡锡主义”。所以下面这段文字我们把问题也连带加上，大家可以都看一下——
问：《我控诉》聚焦1894年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德雷福斯事件的《我控诉》，你为什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题材？
波兰斯基：宏大的故事常常能拍成很棒的电影，德雷福斯事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故事。一个人被不公平地指控，这种故事总是很吸引人，考虑到目前反犹太主义的抬头，一仆二主演员表 这也是当下的一个议题。
问：德雷福斯事件还会重演吗？
波兰斯基：另一起这样的事件是可能的，这一点是确定的。所有促使这类事件的要素都在了：虚假的指控，糟糕的法庭程序，腐败的法官，以及更重要的还有，可以不经过公平审判，也没有上诉权利就给别人定罪、谴责别人的“社交媒体”。
问：作为一个犹太人你曾经在战争期间被追捕，作为电影人又曾经被波兰的斯大林主义者迫害，你觉得自己能够在当下新女性主义麦卡锡主义思潮存活下来吗？他们在全世界追捕你，试图阻止放映你的电影，这一系列让人恼火的事情中就包括将你从学院除名。
波兰斯基：工作，拍这样一部电影确实帮了我非常多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我自己经历过的瞬间，我看到了一样的否定事实、拿一些我没做过的事情谴责我的坚决，大部分骚扰我的人根本不认识我，对这个案件也根本不知情……我的工作并非我的自愈手段。但是，我也必须要承认，我对于电影中展示的迫害体制中的很多的小细节都很熟悉，而这也很明显启发了我。
人们眼中的我，或者说我的“形象”，确实是在莎朗·塔特死的时候开始形成的。那件事发生时，尽管我当时正经历一段非常糟糕的时间，媒体拿到了这个悲剧，他们不知道要如何处理，用最卑鄙的方式去报道，其中之一就是暗示我是凶手，并捏造了一个撒旦主义的背景故事。对他们来说，我的电影《罗斯玛丽的婴孩》可以证明我是和魔鬼一起的。这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，直到警察发现了真正的凶手，曼森和他的“家族”。所有这些到现在都在侵扰着我。所有的一切！它就像一个雪球，每个季节都加厚一层。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人口中的荒谬的故事，她们指控我的一些事情，可能都是发生在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的了。
问：你没有想过反击吗？
波兰斯基：为了什么？这有点无的放矢。（玩儿电影/文）
